明统治者为解决广西的财政危机，一方面加重对广西人民的赋税剥削，另一方面还从外省拨给广西大量金银财物。甚至官府还公开卖官胃爵。《英宗实录》《景泰附录》中记载：景泰三年三月，明政斧到处张贴榜谕，曰：“军民人等有能出米五百石于广西庆远等府缺粮仓分上纳者，就彼给与冠带，以荣终身；出一千石者，军余舍人授试百户，民授巡检，土人除本县佐；出一千五百石者，军余舍人授付千户，民授县佐，土人除土知县。”
上述种种手段，明政斧都采用了，但是也仍然不能解决广西的军费开支问题。于是统治者便把目光瞄向了食盐，希望从食盐中牟利，以充兵晌。明统治者对广西的盐政如此感兴趣，确因广西的盐运和专卖是有利可图，故有所谓“粤西兵晌，半借盐运”或者“全借盐利”之说。《广西盐法志》有载:“粤西兵晌，半借盐运。其法与他处异。官出盐本及舟具，岁令郡卒一人往东省运买运归，转市楚商，取其利以资晌，盎官自为市也。”这里已经说得十分清楚，明统治者在广西大作盐的专运和专卖，而且不是在广西出卖，而是“转市楚商”，运到湖广、贵州等地出卖，以牟取暴利。因此，在广西食盐奇缺，“私贩甚多，盐价甚昂”，一般城市、县城、乡镇居住的老百姓都要忍受盐价奇高的变相盘剥，可在山区的少数民族人民更是不容易买到盐，对于这些人来说食盐完全和粮食一样是一种极为匮乏的缺需品。
同时，食盐问题的严重也与宫僚和歼商的贪污好利分不开。由于盐运和贩盐有利可图，许多官僚插手盐运，从中贪污。歼商乘机抬高盐价，牟取厚利。如靖江王府就带头这样搞。据《粤西丛载》卷五记载：“王府盐船湾泊河下半年之久，或强掳船只，装载盐货;或高抬盐价，逼人承买;或掳到官船指说装盐，及至索骗银两入手，却又放去，仍复重掳”。靖江王府凭借自己的特权，大搞盐运和私贩，到处敲榨勒索，骗取钱财，更别说广西地方官吏也争着这样干。
更严重的是，在食盐方面明统治者也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对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实行盐的封锁，并用这种手段来扼杀广西农民起义军。如成化元年，明朝编修官员丘溶在《条陈用兵事宜》中就给明统治者出谋献策说:“广西不产盐，而两江(指广西的左江道和右江道)尤为艰得。宜严立私贩之禁，量为功次等则，以为赏劳士兵之资。”
看看，这就是鼓励官兵执拿广西的私盐贩，妄图用封锁食盐的手段来扼杀农民起义军，手段已经是相当毒辣。当时农民起义军买不到盐，不得不寻找代用品。《粤西诗载》中有句诗就对当时广西少数民族以及避祸人群缺盐做了一个贴切的描绘：“山深路远不通盐，蕉叶烧灰把菜腌。”这就是当时广西底层人民过着无盐生活的真实写照。
而如此封锁也造成的矛盾的更加激化，明代时期，广西东部历时最久、最反复的两处民变，府江民变和大藤峡民变其针对的就是控制当时广西水路运输的两条命脉水道，而这两条水道不仅运输各种物品进出广西，最重要的就是其食盐的运输！黔江和府江是官府盐运必经之路，大藤峡起义军和府江起义军常常拦江抢夺官商盐船。甚至大藤峡起义军为了夺盐，曾打到产盐的地方去夺盐，可见广西缺盐的程度。
从这些脑海中的资料以及满屋老少的补充讲述中，邓时锋对广西的缺盐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他在决定外出前来侦查时，特地专门从那些食盐中取出大约十来克包成了两小包当做见面礼。这倒不是说邓时锋有未卜先知的啥神功，而是在古代，受盐铁官营的限制，除了海边和矿盐产区的人群外，内陆居民实际上都很缺乏食盐并被动接受古代官府的高价盐剥削，只是各地确需程度各有不同，几十克盐虽然不多，但到哪里却绝对是一个相当好的见面礼。而提供给邓时锋这一个信息的倒不是历史爱好者，而是一个经常看网文的业务员的记忆……
关于这一小包盐引发的故事就此告一段落，覃家女人和其她妇女一起，在男人的命令下纷纷从自己的窝棚里取出各种物品准备晚宴，虽然这些女人心里还有些不舍，可覃二那句话说的对，人家仙人今天出手帮助自己保住了村子和田地，这一顿晚宴答谢再怎么说都是应该的。而孩童们则没管那么多，他们更高兴是今天可以提前吃到很多只有过节时才能吃到的好菜，在妇女的吆喝下，孩童们在一旁搬柴搭灶打下手，整个村子在今天的傍晚，变成了一个大大的集体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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